他们知道皇帝还有话讲，一个个强忍着阳光酷烈，像个泥偶似得缄默不语。
“如今石渠阁、天禄阁之图籍书册业已整顿，而蔡公、崔公、荀公等人又要于此担负编撰修史等事。撰文修书，图的便是清静，每日秘书监众人诵书论经，难免有所叨扰，于今也当另择一处，以为府署了。”这是皇帝早已想好的主意，石渠阁等处藏有太多的图谶、史传、以及官方私密档案，不适合让秘书监的人看到。
索性趁此机会，让彼等另外换个地方侍候读书，一来可让秘书监有个正式办公的府署；二来也好防止那些敏感性的‘禁书’外传于世——以后想要有所借阅经书以外的书籍，得先在皇帝这里要条子获准，再去石渠、天禄阁等处索取。
于是，皇帝说道：“孝武皇帝时有待诏金马门，又有玉堂之署。前人故事尤且可追，如今便诏秘书监移至玉堂殿，伴读之外，再权待诏之责。”
这番出乎意料、又在情理之中的变动让众人的反应都有些平平，秘书监的性质与当年的金马门待诏相差无几，确实不适合长处石渠阁这等修书藏书的地方。何况既是待诏，便要位在离皇帝最近的地方，时时准备听候传唤，石渠阁在未央宫北，距皇帝日常所在的前殿，跟玉堂殿比起来确实是远了许多。
而这番变动，却在隐然之中，赋予了秘书监在陪伴皇帝读书以外，新的一项权力——待诏。
待诏，以待天子命也。
这是一个以备顾问、可以与皇帝讨论政事的实权，算上秘书监今时的地位，秘书郎已经可以算是除开侍中、黄门侍郎以外，最为权重的近侍。
虽说皇帝平时也会在秘书监与众人讨论国事，但这并未真正成为一项明文制度。现在皇帝将其钦定了下来，也不知是无心之举，还是别有用意。
蔡邕尚在犹疑，一时摸不清皇帝的想法，也不好拒绝这个冠冕堂皇的诏令；而崔烈向来以奉迎上意为要，只有赞成的谀辞，断然没有谏拒的理由。
至于利益攸关的秘书令荀悦以及桓范、杨修、司马懿等秘书郎们，见到自己年纪轻轻便能与皇帝名正言顺的讨论国事、甚至影响国策，就更没有不愿的道理。
皇帝说这些也不是要和他们商量，他的目光深深的从喜形于色的杨修、桓范等人脸上一一掠过，便什么话也不再说，径直上车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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